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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民歌的旋律在生活中响起
2018-01-29 15:54 韩业庭  忻州日报

■动不动就给民歌贴上“非遗”的标签,会让民歌逐渐“高贵化”,那样离人民群众就会越来越远,更加不利于其传承和传播。

■民歌歌手最重要的能力是即兴创作能力,而非像复读机一样去唱大家都熟悉的歌曲。

■民歌要接地气,也要看天气,天气就是不同时代、不同语境。民歌传承传播,在坚守艺术品质的同时,也需要对其进行现代化的演绎,以符合更多新听众的需求。

“大了红的公鸡毛了腿的腿,吃不上些东西白跑那个腿……”“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难留……”“桃花来你就红来,杏花来你就白,爬山越岭我寻你来,啊嘚呀呀呔……”仅仅一代人的时间,这些国人曾经十分熟悉的民歌旋律,如今在年轻人中已经变得十分陌生。随着时代的变迁,民歌,这一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已被遗忘至社会的角落。

在新时代背景下,民歌如何传承,如何发展,如何振兴?近日,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晋陕蒙冀原生态民歌人才培养”结业汇报演出暨“新时代语境下中国民歌的复兴之路”专家研讨会在山西太原举办,与会专家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切莫将民歌“高贵化”

山西华夏之根艺术团长期从事民族艺术创作传播,他们创作的说唱剧《解放》、舞剧《一把酸枣》等作品,运用了大量山西民歌元素。但近些年,山西华夏之根艺术团团长王京荣渐渐有了种“快把民歌的家底挖完了”的感觉。这背后反映出,民歌在当代的传承困境。

“民歌的土壤始终在民间,有人的地方就有民歌。”尽管很多民歌濒临失传,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院长金曼仍然反对将民歌作为“被拯救的对象”,“因为民歌是群众自然情感的流露,是一种客观存在,不是创作出来的。”

王京荣也担心动不动就给民歌贴上“非遗”的标签,会让民歌逐渐“高贵化”,那样离人民群众就会越来越远,更加不利于其传承和传播。

民歌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烟火气。《诗经》中最早的民歌作品如《硕鼠》《采薇》《七月》等,或揭露阶级压迫,或写战争,或写农民劳作与生活,反映的社会生活面非常广阔深厚。“可惜的是,这样的传统没有很好地延续下来。因此,中国民歌要振兴,首先要了解传统民歌的内涵、优点和宝贵价值,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拓展深化对生活反映的广度与深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葛恒刚说。

培养歌手的即兴创作能力

在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晋陕蒙冀原生态民歌人才培养”结业汇报演出上,学员们用嘹亮的嗓音演唱了大量传统民歌。

“学员们与其说在唱民歌,不如说在表演民歌,展示的仍然是歌唱技巧。民歌歌手最重要的能力是即兴创作能力,而非像复读机一样去唱大家都熟悉的歌曲。”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项阳说,过去人们说话无法表达情感的时候就唱出来,“逮什么唱什么,这才是民歌”。

由于“逮什么唱什么”,往往同一个调调唱出了不同的歌词,从而形成了区域民间音调。区域民间音调是一个区域范围内经过长期积淀,反映这个区域特色的调调。项阳在广西调研时,曾遇到一位“民歌大王”,他用八个调调创作了一本民歌。“谁说民歌的歌词是固化的?民歌就是同一个调调不断延伸,不断创新,不断地向前走,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

在项阳看来,培养歌手的即兴创作能力,就要深入研究挖掘民间区域音调,增强歌手在民歌音调的基础上的创作能力。比如,抗战时,陕北有一首民歌《骑白马》,歌词是“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而《东方红》就是根据这首歌的音调进行填词再创作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威也强调,民歌要注重原创,要长成参天大树,根必须深扎在传统的泥土里。

接地气,也要看天气

谭维维的一首华阴老腔混搭摇滚一夜爆红,让人看到传统与现代并非尖锐对立,而存在融合发展的巨大可能性。

这些年,民歌传承一直面临着是改编融入时尚化元素,还是保持纯粹状态的争论。西安音乐学院教授王安潮指出,民歌传承应该坚持多样化模式,原生态的民歌可以保留,同时也应该吸收新的时代元素。对于民歌歌手,可以对其进行个性化培养。

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教授李长鸿认为,民歌要接地气,也要看天气,天气就是不同时代、不同语境。民歌传承传播,在坚守艺术品质的同时,也需要对其进行现代化的演绎,以符合更多新听众的需求。比如,可以在民歌中加入当下流行音乐元素,使民歌更具吸引力,有利于民歌的传播推广。

音乐文化产业研究专家郑君胜建议,民歌的传承推广要有新思维。在呈现上,除了室内的舞台表演,还可以把舞台放到室外,比如可以把民歌的舞台放到山间、湖畔、田间。在民歌记录上,要运用综合手段,除了传统的记谱,还应更多运用影像记录手段。此外,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民歌的传承和传播可以适当引入产业手段,比如开展民歌网络直播、开发民歌衍生品等。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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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西北民歌

晋西北民歌属于西北民歌的重要一支。河曲(包括保德)地处黄河拐弯处,这里所流传的民歌,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以十分明显的特色著名于世。历史上,这一带的民众,自明末以来,由于剥削压榨,由于土地集中和连年灾荒,无以为生者甚众。民不聊生的境遇,使他们不得不抛家别舍纷纷“走西口”(“西口”泛指内蒙到内蒙古西部的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包头、大青山、后套等地),到内蒙古的河套地区谋生,有的春去冬回,有的常年不归流落他乡。歌曰:“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流徙的悲苦生活,不仅造就了河曲民歌的内容,民众也把当地的民歌带到了他们的客居地河套地区,把河套一带的“爬山调”带到了河曲。在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上,由于其西南部(除神木、府谷外)与陕北为邻,而其北部又与内蒙古河套地区接壤,处在两地之间的河曲,自然受到陕北民歌“信天游”和河套民歌“爬山调”的影响,在文化的相互交融和相互吸收中,形成了河曲民歌——“山曲”在风格上的悲怆缠绵的特色。其实,悲怆和悲凉,几乎是一切民歌风格的基调,这是由歌唱者的命运所决定的。不过河曲人的特殊历史和命运,使他们的民歌的这种悲怆的情调更加强烈和普遍罢了。恩格斯在论到爱尔兰歌谣时说过:“这些民歌大部分充满深沉的忧郁,这种忧郁在今天也是民族情绪的表现。当统治者们发明着愈来愈新,愈来愈现代化的压迫手段,难道这个民族还能有其他的表现吗?”(《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见《民间文学》双月刊1962年第1 期)果戈里在论到小俄罗斯歌谣时也说过:“正像马克西莫维奇正确地指出的,俄罗斯的凄怆悲凉的音乐表现着对于生活的忘怀:它力图离开生活,扑灭日常的需要和忧虑;可是,在小俄罗斯的歌谣里,它却和生活打成一片,它的音节生动活泼,因此似乎不是在鸣响,而是在说话——用言语来说话,吐尽心中的忧郁……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印入灵魂。”(《论小俄罗斯歌谣》,见《俄国作家论民间文学》第26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年版)河流和山岭往往成为文化分布阻隔与分野的屏障。与河曲民歌的风格不同,地处汾河以东、太行山中的左权,其民歌就呈现出另一种艺术世界。那里的小调同样委婉妩媚,而山歌则高亢嘹亮。不同的历史遭遇和不同的地理文化环境,使晋西北民歌在统一的激越豪放的基调和悲怆悠扬的旋律中显示出深邃撼人的诗意、芬芳馥郁的韵律和繁复多样的风格。刘锡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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